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问题以及曾经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5〕一案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高等教育机构能否作为适格被告的问题等。

行政强制措施的两种模式在适用条件、目的价值、受规范控制的程度、所具有的强制性等方面均具有较大差异，因此，行政强制立法应区分行政强制措施这两种模式，根据其各自特殊性分别规范，将行政强制措施的一般强制模式作为行政机关常规管理手段应由社会常态法律体系规制，纳入社会常态下的法治秩序中。对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运输、供应、价格采取特别管理措施。

此后，即时强制概念被德国立法机关接受，如德国《联邦行政强制法》第8条第2项以事先无行政处分来限定即时强制，德国《联邦与各邦统一警察法标准草案》第28条第2项将即时强制界定为为防止危害所必需，尤其无法或不可能对责任人（招致危害之人，或应对危害负责之人）给处分或处分无效果，且在警察职权范围内，得不先经行政处分即掘于行政强制。[4]由于社会秩序是社会进程中的连续性和确定性，是人们在共同的社会性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行为的有规则的重复性和再现性，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如在1918年世界性流感爆发时期，美国芝加哥公共卫生部门长官命令警察抓捕在公共场所打喷嚏的人，而旧金山市政府则出台一项法规要求人们在公共场所用口罩遮住鼻子和嘴，否则以逃避口罩罪予以逮捕。再次，一般强制毫无疑问其应在法定范围内实施，但由于法逻辑的抽象的形式主义和通过法来满足实质要求的需要之间存在无法避免的矛盾，{13}在紧急状态下，法的形式主义和对法的实质要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当矛盾达到极致，以致法定的措施已无法有效应对紧急状态时，即时强制就有突破法定的必要。现代国家处于认清保障目的，普遍设置分权机制，因为分权机制不是积极地增进效率的原理，而是消极地防止滥用权力的原理。

而紧急状态下的个人和社会需要立法权和司法权对行政权的限制进行必要的减弱，使行政机关享有根据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临机决断的裁量权，此时虽然以分权、限权、控权为实质的宪政基础仍然存在，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不可避免，在相对强大的行政权基础上实施的即时强制表现出扩张性和能动性特征。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01. {14}[英]洛克．政府论：下册[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9. {15}Kenneth Wheare, Modern Constitu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138. {16}C. Rossiter, 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8:Preface. {17}Terry v ．Ohio, 392 U. S ．30(1968). {18}戚建刚．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属性剖析[J]．政治与法律．2006(2):46- 52. {19}[美]库利．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M]．包凡一，王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78. 进入专题： 行政强制措施 社会状态 。但这两个方面都大可存疑。

香港大学法学院陈弘毅教授指出，难以确定在亚洲存在特殊的亚洲式的宪政模式或政治宪制制度，也没有足够证据显示亚洲文化与价值观与宪政主义难以兼容。他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在财政立宪主义下的缺失表现在：一是财政立宪中的社会保障外延狭隘，价值模糊。应以立法目的与规范事项两个标准确定上位法的范围，并且不能将宪法排除在外。对于港澳基本法的合宪性问题。

四、央地关系与立法权力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三是社会保障财政监督检查的乏力。

对于我国宪法税条款的完善，黄建水教授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修改宪法第一章，总纲部分的第13条，明确税收法定原则。执政党的权力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法治时代执政党的权力观需要与时俱进。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上导致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性质，破坏了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的关系，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民主集中制正好掩盖了此项矛盾。国家对基本权利提供正当程序保障的义务。

民族主义与宪政之间的联结，体现在民族主义与政治权力尤其是国家结合的方式及其演变历程之中。二是应该强化法院与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权利与责任。对于中国的法制与宪政建设，J.D.B.案具有以下启发与借鉴意义：一是《刑事诉讼法》应该以保护嫌疑人（被告人）的宪法权利为目标定位。二是保障阶层对话为培育政治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基础。

在判断是否与上位法原则抵触时，除应具体考量每个上位法的具体原则外，还应考量上位法意图在全国建立最高、最低标准或统一标准。云南大学法学院沈寿文副教授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制度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际上还包含了纵的关系，而且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具有复杂性，并不是平时所说的纯粹单一制国家。

古代以色列的政治权力分为三部分：王权、祭司权与先知权。第二个是经过清末、民国、新中国的探索，已经找到适合中国的民主道路。

国家对人民有给付义务，为此国家有义务对财政资源再分配的必要。湖南大学法学院肖艳辉副教授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引发的社会风险和诸多不和谐现象与财政立宪主义的基本理念发生了根本冲突。六是宪法学的影响力有待拓展，不能过分拘泥于传统媒体，要重视学术网站、博客、微博等新兴交流模式。是由于在私人生活中秉持宽容、妥协、诚信与合作的精神，人类才能逐步认识到在公共政治领域践行它们的重要性，才能真正摒弃暴力实施宪政，自治才成为可能。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两者的联动需要的是内在的互联而不是表面的牵强附会。

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信访在当下社会是一种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的特殊制度，赞成和主张彻底废除信访制度的声音皆而有之。

基于以上共识，10月22日至23日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年会将会议主题确定为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河南中医学院乔飞讲师认为，古代以色列的宪政思想比古希腊要早得多。

在亨廷顿所称的20世纪后期第三波全球性民主化的浪潮之中，亚洲宪政主义的发展引人注目，其已经显示的路径、图景亦与西方古典宪政模式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国家有保护人民免受第三者侵害的义务。

但目前还未将民生保障提到人权保障的高度，并且民生的司法救济很少。【作者简介】董和平，西北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只有如此，才能使得宪法真正从空中走向地面，从宪法走向宪政。权力之间有制约关系，特别是王权受到祭司、先知权力的制约。

恰恰相反，证据显示宪政主义能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得以发扬光大，更多地取决于政治因素，以及战争、外国干预等历史事件的偶然影响，而不是取决于文化与价值观。陈弘毅教授认为，对于宪政主义在亚洲的前景，和它在亚洲疆域的适应能力可以提供一个审慎乐观的视野。

厦门大学法学院王建学讲师认为，地方立法试验是国家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之一。东南大学法学院龚向和教授指出，法学界对于民生保障的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理论方面论证国家民生保障的法理基础。

在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一直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如此，方能增加规范审查权力运作的人权保障之维。

另外，从整个宪法结构来看，公民财产权和继承权规定在宪法总纲中，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没有公民财产权的内容，似乎有点结构不合理，将来如果修改宪法，拟调整其位置将是十分必要的。1982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宪法应做出哪些回应？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认为，虽然宪法已经做出不少积极回应，例如宪法序言和相关条款的修改，也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1994年确立的分税制，也仅仅是一个低层次的制度化开端。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徐健讲师认为，财政分权的策略及其实践并未转化成稳定的法律制度。

该案突破了长期形成的米兰达规则适用案审判中的保守立场，实现了米兰达规则适用的领域的司法进步。信访不能起到解决纠纷的功能，信访制度的纠纷解决的立法角度是好的，但是社会效果却并不理想，因此，应该废除信访的纠纷救济角色，因为信访是机关内部的纠纷解决体制，让机关内部来解决自己的纠纷是不可行的。

大部制改革的根本动因是政府对社会诉求的回应，可以视之社会回应性的自觉改革，具有民主内涵，必将促进宪政价值的实现。广东商学院戴激涛副教授提出了协商宪政这一构思，认为协商宪政作为融汇中国和合传统与西方协商民主、宪政理念的概念模型，可以在继承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中华传统基础上，借鉴协商民主理念、宪政制度路径吸纳共同体的力量，实现每个公民的自由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复兴。

而民族主义观念的分化则为宪政理论和宪政实践提供了两个端点，宪政理论便是在两端之间的空间游走以寻找一个均衡点，使得权力行使在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取得平衡。确立宪法预算的内涵和规范机制，将宪法中的预算细化。